潘汉年 8 “山头主义”来解释, 他和周恩来、陈云的关系要算最密切
1933年的夏天，潘汉年奉命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根据地工作。他在中央特科的岗位上整整干了两年。他的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有勇有谋，成绩显著。在此期间从未发生过什么大的闪失，是一位很称职的情报干部。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把他调离上海前往江西苏区?
自从1931年初，王明一帮人借助共产国际太上皇米夫之手夺 取了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权之后，他们推行了一条所谓的“更加布 尔什维克化”,实质是更加左倾的路线。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及其领导的群众工作不断遭到打击和破坏，形势越来越困难。连续发生了顾顺章事件、向忠发事件后，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生存环境 更加恶化。中共中央工作重心不得不逐步向苏区转移。
一些重要 的领导人也不得不先后从上海撤出。少数人转移到国外，主要是去苏联。例如王明便早早离开上海跑到莫斯科去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后来康生也去了莫斯科，协助王明工作。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了苏区中 央局书记兼红军总政委。陈云也转移到了江西苏区，参加了中央局和总工会的领导工作。
1933年5月，左翼文化界名人，同时是中共党员的潘梓年、丁 玲不幸被捕。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关系一向密切；丁玲和潘汉 年在左翼文艺运动中也有过交往，彼此熟悉。他们的被捕，按地下 工作纪律要求，为防止意外，潘汉年应当进一步采取隐蔽措施。
鉴 于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和中共中央原有的重要干部撤退计划，组织 上决定潘汉年尽快离开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把现任的工作移交给中央特科留下来的干部。
不久，潘汉年便经过长途跋涉，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辗转到达了中央苏区根据地的首府江西瑞金。
和上海白区的情况正好相反，1933年的夏天，江西中央苏区 根据地正处于秋收起义以来情况最为良好的时期。中央红军刚刚 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给根据地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根据地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潘汉年到达江西瑞金之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他 个人的特长，没有让他继续参与中央根据地的保卫工作，而是要他重操旧业，再做他曾经做过而且也比较擅长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文化工作。
为了尊重潘汉年的个人意愿，有关部门向他提供了两个工作岗位供他选择：
一个是让他去和彭德怀合作，担任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另一个是让他代替杨尚昆出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职务。调杨尚昆去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潘汉年考虑到自己 在军事方面基本上是门外汉，不懂军事而要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也是难做好的，于是他选择了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岗位。
在调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之前，他原来的岗位就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现在重操旧业轻车熟路，自然也比较容易适应把工作做好。果然在 他担任了中央局宣传部长之后，在陆定一、毛泽覃等同志帮助下，把中央局的宣传工作很好地抓起来了。
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发展是迅速而多变的。日本侵略者继1931 年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 变之后，又在1933年初大举向华北入侵。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退 让方针，被迫签订了“塘沽协定”。全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猖獗 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力表示了强烈的不 满。主张积极抗日反对妥协退让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
在此背 景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加剧，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 的裂痕也同时加大加深。
首先向国民党政府发起挑战的，是以陈铭 枢、蒋光鼐、蔡廷错为首，曾经在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表现 了英勇抗日精神的国民党第19路军。他们准备在福建公开竖起抗 日反蒋的旗帜。他们的行动无疑是一种顺应民心的义举。
但他们 深知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实力不容低估，在国内各种政治和军事力 量中，最坚决和最具有实力能够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抗衡的莫过 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因此，在他们酝酿和准备 发动兵变的过程中，便十分需要和中共结成某种联盟，至少也必须 取得中共的理解与默契的配合，才能使自己摆脱孤立的境地。何况 当时他们的19路军还正在福建西部与中共的红军对峙着，处于敌 对状态。
为此，他们经过反复思考与权衡利弊，决定主动派出代表 和中共方面进行谈判，以争取达成某种协议，从而在客观上对他们的反蒋抗日义举形成有力的支持。
当19路军的代表从福建秘密到达江西，准备与中共进行谈判 时，中共中央在当时的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等人的积极支持下，决定接受19路军的建议，和他们进行谈判，争取达成某种协议。
这不仅是因为19路军的“抗日反蒋”口号和中共的近期政治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是因为19路军此举既可以使红军摆脱完全孤立的地位，又可以迫使蒋介石分散 兵力对付19路军而减轻对红军的围剿压力。这一行动当时在理论 上虽然还未能做出系统阐述，但在实际上是为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提供了一次重要的实践机会。
为了和19路军举行这一次重要的秘密谈判，中共中央领导决 定把潘汉年抽调出来，指派他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负责和19路军进行谈判。
在众多的干部中挑选潘汉年担任谈判代表，这主要是周恩来 的意见。中共中央为此次谈判专门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会议决定 由周恩来负责领导此次谈判工作。
周恩来在上海中央工作期间，对 潘汉年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工作活动能力已有相当深切的了解。在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潘汉年又曾受上海中央局的派遣和当 时驻扎在上海的19路军领导机关进行过接触，向19路军表达了 中共对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决态度以及有关的方针政策。
此次 19路军派到苏区来和中共谈判的代表正是一年前在上海和潘汉 年就打过交道的19路军军部秘书长徐鸣鸿将军。
还有一点，潘汉 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已经结识的情报关系之一，著名的法学教 授梅龚彬先生，那时正是19路军的高级幕僚人物，潘汉年早已从梅先生那里对19路军的内部情况有所了解。
有了以上这些因素，选派代表负责和19路军谈判，自然非潘汉年莫属。为了使潘汉年 的代表身份名副其实，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还任命他担任了人民外交委员一职。虽然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个虚职。
潘汉年果然不负重托，经过不到一周时间的谈判，就和十九路 军达成了初步协议，经中共中央批准，和19路军正式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共二十一条，包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经济贸易往来，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自由，释放福州监狱中的一切政治犯，双方互派常驻代表等等。
根据这一协定，双方很快实现了停战，解除了经济封锁，开展了贸易往来，19路军方面释放 了一批在押的政治犯，等等，初步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局面。
随后，应 19路军方面邀请，潘汉年又被派往福州任驻19路军的常驻代表。 这大抵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派出的第一个类似大使职务的外交代表。
后来，19路军在福州建立的人民政府终于被蒋介石政府搞垮了。福建事变失败有诸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中共当时的最高决 策者博古等人对和19路军的合作始终缺乏必要的信任和有力的 支持。也就是并没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原有的谈判成果。最后也 使自己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再度陷于孤立。
尽管如此，潘 汉年所参加的这一次和19路军的谈判，在中共的历史上仍然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
1934年秋天，江西中央根据地由于博古等人积极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和李德实行的一系列的军事指挥错误导致了严重危机的出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地已明显缩小，中共中央和中央 红军事实上已经失去了稳固的立足之地，不得不被迫做出实行战 略转移，进行大规模撤退的决定。
决定容易做出，但实行起来却并 不容易。庞大的中央机关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已经受了重创的 中央红军要冲出四面受敌的重重包围，其困难程度和可能遭致的严重损失都是难以预料的。
正当中共中央领导层为实行战略转移撤出江西中央根据地而 苦思良策，积极运筹帷幄，力争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达到战略转移目 标时，从有广东王之称的粤系军阀陈济棠那里传来了一条消息：陈济棠不满蒋介石的内外政策，他的军队也不想为蒋介石的剿共事业继续卖力。
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后能有更多的与蒋介石进行抗衡的筹码，他们宁愿和中共的红军通过谈判达成某种互谅互让 的协议。陈济棠已经派出代表准备在和中共红军邻近地区筠门岭 进行秘密谈判。
这一信息传到瑞金时，精明的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这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和陈济棠通过谈判达成某种互相谅解的 协议，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便不难找到最合适的转移和撤退出江西的路线，从而避免和蒋介石的嫡系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
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立即又将已调任赣南省委宣传部 长的潘汉年召到中央总部，派他和赣南军事负责人何长工一起作为红军代表前往筠门岭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
行前，潘汉年携带的由中央领导拟定的协议草案有五点，即：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 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 实行武装民众；
四、切实作反日反蒋的各项军事准备；
五、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潘汉年和何长工到达筠门岭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了三天时间的反复谈判，最后达成的协议也是五条：
一、就地停战，取消对立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话通话，以防被蒋介石方面窃听；
三、解除封锁，互为通商；
四、必要时红军可以去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医院；
五、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可先告诉陈部，红军人员可以进入陈的防区并用陈部护照。
从所带的草案和最后达成的协议看，红军方面放弃了对陈济 棠方面的政治条款的要求，但却增加了“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 动，可先告诉陈部”这一军事条款。
从中不难看出，潘汉年和何长工 在这一谈判中所表现出的明智、实事求是和灵活的态度。提出在军 阀陈济棠的管辖区内实行一系列政治变革要求，实际上至少在近期内是很难办到的。而军事行动中“可以互相借道”,对于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却是至关重要的。
按当时“左”的思想路线要求，他 们没有坚持政治条款，似乎是右了，然而他们在军事上增加的这一 “借道”条款，却为后来红军的向外转移提供了重要通道。
就在签订 协议不久，中央红军果然从赣南粤北的陈济棠防区突围，陈济棠的 军队为了敷衍蒋介石只是做了些象征性的阻击，从而使红军比较 顺利的冲出了包围圈，大大避免或减轻了红军的损失。
潘汉年和何 长工在这次谈判中所表现的明智和灵活性，受到了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转移，踏上了长征之路。潘汉年到江西苏区之后这一年来的表现，无疑得到了积 极的评价。
长征开始时，他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同时 兼任地方工作部部长。这样的工作安排，表明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李富春既看重潘汉年的宣传工作才能，又看着他在同各类地方势 力及其代表人物打交道的“外交”才能。
当时在潘汉年领导的宣传 部里，有成仿吾、李一氓这样的创造社元老级的人物，潘汉年起初不过是创造社的“小伙计”,现在却是学生领导老师了。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成 了中共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央红军也从长征前一阶段的不断失 败中总结了经验教训。中共中央有了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从而结束了“左”倾路线的统治地位。
中共中央自长征开始后即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特别是失去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这是 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 实际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历史条件下尤其不容忽视。
于 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派出陈云和潘汉年两位 得力人物离开中央前往上海与外界沟通联系。特别要他们了解和 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情况，让他们必要时就直接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最新发展态势。
1935年8月间，陈云和潘汉年分别经不同的路线到达上海。
他们发现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这时候已差不多被破坏殆尽，和 共产国际也中断了联系。于是他们立即决定直接去莫斯科以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大约在1935年9月间，潘汉年和陈云先后抵达莫斯科。
(陈云 是比他早一点时间到达的。他们二人仍旧是分头行动，为的是万一 其中一人出事，仍可保证完成中央委托的任务)
他们在向共产国际 汇报了中共最近的情况之后就被留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了。
1936年2月，中国国内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日本 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华行动，已经逼使蒋介石很难再坚持“攘外 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全国人民和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的 国民政府不得不谋求结束内战，准备联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一致抗 日。
蒋介石政府要准备抗击日本的侵略，在国内就必须结束和共产 党的内战，在国际上还必须取得近邻大国苏联的支持。而苏联是否 愿意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又要看蒋介石政府能不能改变剿共灭 共的方针，并和中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 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已于 1935年的8月1 日正式发表了关于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史称“八一宣言”)。
在上述背 景下，蒋介石开始派员和中共方面进行联络，谋求和中共进行和平 谈判的途径。
先是在国内让宋子文出面，通过宋庆龄的中介，派遣董健吾牧师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信息，后又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通过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邓文仪向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转达南京政府的意见，并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能派员回国，前往南京直接和国民党的二陈(陈果夫、陈立夫)联络有关进行国共谈判的事宜。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同意邓文仪所转达的要求。在考虑派谁回国担任国共谈判的 联络代表人选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又决定由潘汉年 担此重任。
潘汉年在江西苏区时，已经有过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外 交人民委员的头衔，又有过两次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福建的 19 路军和广东的陈济棠部队谈判的经验，派他出使南京无疑最为恰当。
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潘汉年和邓文仪曾经进行了正面接触。
邓 文仪是在苏联留过学的国民党少壮派人物，和蒋经国有同窗之谊 是蒋介石的重要亲信之一，他希望从和潘汉年的接触中，尽可能多 地了解一些中共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谈判的底牌，潘汉年当然也同 样希望从邓文仪那里了解到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目前对和 中共谈判究竟有多少诚意以及他们的真实意图如何。
所以表面上 潘汉年和邓文仪虽是一种事务性的联络和接触，但从互相的交谈 中仍然可以见到彼此的立场、观点及其谈判的技巧。
因为这是国共 两党代表在经过长期内战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谈，又是在莫斯科进 行的，所以颇具历史文献价值。其记录稿一直被藏在苏联档案馆 内，直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开放准予查阅，人们才得以见到潘汉年当年和邓文仪谈判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与才华 。
1936年4月，潘汉年经欧洲转赴香港，7月，由国民党中央组 织部副部长张冲专程赴香港将潘汉年秘密接到南京，由二陈代表 曾养甫出面和潘汉年进行了正式的会晤。
双方各自陈述了本方关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基本主张与条件。各说各的并不讨论具体问题。决定各自向本方最高决策层汇报之后作下一步安排。
1936年8月8日，潘汉年到达陕北保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 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了他从莫斯科受命回国以及在南京和国民党 代表曾养甫初步会谈的情况。
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情况，拟定对策。9月下旬，中央再派潘汉年携带一系列重要文件前往南京、上海，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进一步的联络和认真的谈判，力争谈判取得成果，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在10月和11月间，潘汉年和国民党中央代表陈立夫分别在南京和上海举行 了两轮的正式谈判。
和三年前与19路军谈判以及和陈济棠军队的 谈判相比，这一次的谈判要复杂艰难得多。因为此次谈判对手是国 民党当权的主流派。
蒋介石的谈判方针是以统一抗战力量的名义， 将中共领导的红军进行改编合并，实际上是瓦解吃掉，让中共部分 领导成员进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充当政治附庸的角色。
潘汉年针 对国民党方面的上述图谋，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与反驳。坚持中共独 立自主领导红军和根据地进行抗战的权利。双方唇枪舌战，各不相 让，谈判始终难以取得真正进展。
直到12月间发生了“西安事变” 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立场才有所软化和改变，不得不承认 中共对红军进行独立领导和指挥作战的权力。但在红军数量限额 以及红军的装备方面又提出了许多苛刻条件。潘汉年又不得不和 国民党政府负责财政的宋子文进行反复的交涉谈判。
总之，从 1936年的夏天，到1937年的夏天约一年的时间里，潘汉年一直是 在和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中度过的。整个谈判虽然艰苦曲折，但却极大地增长了潘汉年的智谋与才干。
潘汉年从陕北出来常驻南京、上海后，除了不断同国民党当局 联络、谈判之外，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 作，同许多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以及和蒋介石集团有矛盾的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
在此期间，他一面向这些上层人士转达中共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期望得到他们理解与 支持，另一方面通过这些上层人士的活动与游说，向国民党当权派 施加一定的影响与压力，以加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基本实现。潘汉年的身份也同时公开化了。
他在党内担任了中共上 海工委的主要负责人，不久就出任了八路军(起初叫第十八集团 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他的工作重心，暂时转向了以统一战线 为主。
“八·一三”事变后，在上海的一部分中共干部和大部分的爱 国民主人士纷纷向内地撤退或向香港转移。潘汉年做了大量的组 织指挥撤退工作之后，自己也奉命转移到了香港，并在那里和廖承 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同时也进一步熟悉了香港的社会环境。
1938年9月，潘汉年被中共中央召回延安，以地区负责人的 身份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后，他就被留在延安工作。
潘汉年的一生在中共内部的人事关系上，如果用毛泽东所说 的“山头主义”概念来解释，他和周恩来、陈云的关系要算最为密 切。
周恩来在30年代初，虽然就很看重潘汉年在情报和特工方面 的才能，但后来却更看重他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上 层统战工作方面的才华。
潘汉年代表中共和福建、广东的军方以及 和国民党中央进行的三次谈判所取得的成功，给周恩来留下了极 深的印象。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也一直让潘汉年在上海、香港从事 统战活动。1938年春天，潘汉年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周恩 来曾有意让潘汉年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以协助郭沫若工作的名义，从事政治与文化界的统战活动。只因国民党方面的张厉生等人认为潘汉年的政治色彩太“红”,反对如此安排而作罢。
但后来一有机会，周恩来总是要潘汉年把做统战工作 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直到全国解放后仍是如此。
陈云和潘汉 年从在中央特科共事起，关系就一直不错。陈云从潘汉年的身上， 不但看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情，而且看到了他的勇敢和机智，以及善于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他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此之间自然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这次潘汉年回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 一时并无具体的工作任务 急需他去完成。陈云这时已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安排潘汉年的工作 正是他的份内之事。正好中央社会部正在组建，领导力量不足，于 是便报经中央批准，让潘汉年到中社部去工作。
中社部是适应中共 已经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并负起了领导抗战责任的形势需要而建 的，任务是统一主管党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从莫斯科回 国不久的康生担任。让潘汉年去协助康生工作，人事上可以说是前 中央特科领导成员的再度合作，业务上又是熟门熟路，自然也是十分适当的。
潘汉年在离开中央特科，离开情报战线工作6年之后，1938年底，又重新回到了情报战线上，开始了新的更为艰巨复杂的革命生涯。